唐朝皇帝李怡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呢
唐武宗死后，李怡为宦官马元贽等拥立，登基为帝。李怡即唐宣宗，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后改名为李忱。李怡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喜读《贞观政要》，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并限制皇亲和宦官，将死于甘露之变中除郑注、李训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李怡在位时期是唐朝继会昌中兴以后又一段安定繁荣的时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李怡性格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所以直至唐亡，百姓仍思咏李怡，称其为“小太宗”。
李怡是唐朝第几个皇帝？
李怡一般指李忱，唐宣宗李忱，唐朝第十六位皇帝（847年—859年在位，未算武周政权），初名怡，前身是光王，在位13年，唐宪宗李纯十三子，元和五年（810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是唐穆宗李恒的弟弟，唐武宗李炎的叔叔。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并限制宗室和宦官，将死于甘露之变中除郑注、李训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在对外方面，他击败吐蕃、收复河湟，又安定塞北、平定安南。尤以收复河湟之举，为安史之乱后唐对吐蕃的重大军事胜利之一。李忱为人明察沉断，从谏如流，恭谨节俭，且惠爱民物。他在位时，国家相对安定繁荣，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所以直至唐朝灭亡，百姓仍思咏不已，称李忱为“小太宗”。但亦有史家认为他“知为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节”、“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最终招致“内臣争立嗣君，几至于乱”的后果。扩展资料：唐宣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他先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后又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的利益，来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在政治上，他努力效仿唐太宗，以“治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在经济上，宣宗一反武宗灭佛的争议，重新支持恢复佛教势力。会昌年间，薛元赏一度控制住神策军，大中时期，薛元赏随李党失势被贬，宦官对神策军又取得控制权。在位期间，唐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对外唐宣宗不断击败吐蕃、回鹘、党项、奚人，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唐朝国势有所起色，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忱
李忱为什么没有挽救唐朝
李忱没有挽救唐朝的原因：安史之乱后，大唐元气大伤，持续衰落，不仅仅是割据势力的问题，同样朝中宦官频繁当道，对朝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常年战争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由此导致阶级矛盾尖锐，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虽然唐代宗、唐德宗和唐顺宗都曾尝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都失败了。仅有唐宪宗削藩还有一定的成效，同时他的一些改革也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唐朝灭亡原因：唐朝之所以灭亡，最主要是因为后来的“藩镇割据”，由于中晚期的皇帝们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都已经没有了实权，导致各地势力纷纷脱离唐王朝的控制，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权，如同散沙一般的王朝，灭亡自然是迟早的事了。
李忱为何没挽救唐朝
一、唐宣宗的即位问题
根据目前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宣宗一朝最重要的黄楼的《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来看，所谓宣宗即位之前的“装傻”，其实就是蓄谋已久的宫廷阴谋的重要一环。
正史所代表的传统观点是如何记载宣宗即位之原因，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治通鉴》会昌六年三月之记载：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号曰光叔。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两《唐书》的记载与之相近，这段材料故而成为后人判定宣宗即位缘由的主要根据。按《通鉴》、两《唐书》皆言唐宣宗自幼即靠装疯卖傻韬光养晦，从而使宦官认为其软弱可制，一举推上唐皇之位。那么这段材料存留正史，则可以明确告诉世人两点：
1.宣宗个人天资聪颖，装傻乃身处险恶宫廷环境中为自保之迫不得已的手段，实则是经天纬地之才；
2.之所以推举在宪宗诸子中名位不显，出身卑微的宣宗，是宦官集团为自身利益计而一手包办，整个废立过程与宣宗无任何关系。
其实宣宗韬光养晦数十年，此等心机之人，登基过程却如此幼稚可笑，实在是不足为信。仔细推敲一下缘由便可发现，这段材料显然系宣宗登基后一手制造，它既可以显扬宣宗的才能，又可以把自己的即位和为人痛恨的宦官集团撇清关系，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既然宣宗单凭装疯卖傻即位并不是史实，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晚唐史料极为零碎，记载失缺者甚多，特别是宣宗在大肆炮制有利于的历史记载时，不可能不抹去事关真相的痕迹，然而今人从史料中仍然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故振武麟胜等州监军使孟秀荣墓志》云：
府君大夫讳秀荣……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凤翔府仇将军小判官……会昌三年正月六日，从湖南监军，着蕃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军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为王妃连累，贬在东都恭陵，已夺朱绂。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赐绿，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内养。
会昌六年四月宣宗听政后立即将被贬洛阳的孟秀荣召回，又在之后
“追赐绿”，说明孟定有功于宣宗。而孟早在会昌五年九月被贬洛阳，则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定位的这一段激烈斗争之时，其人并不在长安，那么若言孟秀荣之功，一定是发生在其被贬洛阳之前，这隐隐已经表现出，宣宗可能与宦官集团存在关系。
孟秀荣何人？《孟》墓志中载，他是当时的大宦官仇士良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既然孟秀荣乃仇士良集团中之人物，那么宣宗即位前极可能已经与仇士良保持暧昧关系。在《中朝故事》、《续皇王宝运录》等唐人笔记小说中，皆有宣宗为仇士良或仇姓宦官所搭救之记载，这或多或少表明，在晚唐，世间已有宣宗与仇士良集团勾结之传闻。
宣宗即位后对仇士良及其家庭的种种礼遇，更能说明两者之间暗暗存在的紧密联系。大中年间，宣宗特致使郑薰为早已去世、并无君臣名分的仇士良撰写神道碑，又大力恩宠拔擢仇士良诸子，甚至亲自为仇家奉入宫中的仇氏撰写墓志铭（见《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铭》）。仇家既与宣宗关系如此密切，则两者之间定在登基之前有所联系。
再考虑武宗会昌年间的政局，其时武宗与李德裕致力于抑制大宦官集团，仇士良家遂被籍没，而李德裕欲收中尉兵权更使得宦官集团对武宗、李德裕恨之入骨。寻找一位符合己意，亲善北司的皇位继承人，以期在下一朝恢复自己的权势，也就成了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想要急切完成的目的。而向来装傻却城府极深的宣宗看到此点，便为登基野心而与宦官集团暗中打成一片，这才是那场皇位交替之下的真相。
然而事实上，宣宗继位之推手，并非只有宦官集团，内廷另一大势力——翰林学士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学士身居内廷，权力极大，故而往往可以在皇位问题上发挥巨大能量。顺、宪、穆宗等人的即位过程中，都可以看见学士的身影。而武宗朝李德裕以宰相身份执掌大权，打压内廷机构，翰林学士的权力受削，不仅参与枢机之权丧失不少，在仕途上亦为所阻，在自身的危机之下，翰林学士集团与宦官集团可谓政治利益一致——那就是反对李德裕，废除武宗之政治路线。因此宣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翰林学士集团所要注目的对象。
按宣宗登基之后，武宗驾崩时的翰林学士五员——白敏中拜相，韦琮、徐商先后登上相位，其他二人也飞黄腾达，由宣宗对诸学士之恩遇，恰可证明他们几位在宣宗登基时的出力。
所以宣宗绝非是徒以“装傻”获得内廷阴谋集团的心仪，在被动状态下被直接推送上皇位。而是这场皇位变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宫廷政治阴谋，宣宗、宦官、学士三方齐心协力，在武宗、李德裕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编织的一张阴谋的密网。宣宗是一个城府与心计极深，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在其中相当主动，而绝非仅仅是靠韬光养晦才被相中。
二、唐宣宗的作为和唐朝国运的关系
上文已见，唐宣宗的登基凭藉阴谋登基，今人为史料记载所蒙蔽，而当时的朝士则不可能不对真相有所了解。宪宗20子、武宗4子，宣宗莫名其妙地登基，以及手段之不正，是绝不可能真正赢得大多数朝士的真心拥戴的。而宣宗为巩固政局，登基之初，不是继续武宗朝已有起色的政治改良，积极挽救积弊日深的大唐国势，而是专注于迫害政敌、制造舆论、美化自我。
宣宗篡位手段卑劣，且武宗乃其与党羽实际上的政敌，自然不可承认自己是武宗的统治者，且自己辈分与武宗之父穆宗同，于是径直以自己为英明神武的宪宗的直接继承人。一方面，他对宪宗展开规模盛大的造神运动，拜谒太庙以至对已死去三十年的父亲悲痛欲绝，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做作的闹剧；同时对元和一朝的大臣及后代大肆封赏，以至于听闻宪宗朝江西观察使韦丹之子韦宙为下僚时直接命令宰臣“速与好官”，做足了文章。另一方面，他紧紧抓住宪宗死的不明不白的弑君疑云，意图将穆宗打成篡逆之君，进而把穆宗一房的穆敬文武四朝斥之为“伪朝”，不仅从神庙迁出郭太后之神主，甚至意图将四宗之神主从太庙迁出。
武宗朝把持朝政的李党，作为宣宗推手宦官集团和学士集团的共同敌人，且李德裕之权威足以镇主，以至宣宗恐惧到看李德裕则“毛发洒淅”的地步，自然更不能为宣宗所容。其听政之初，就迫不及待将李德裕由宰相罢为荆南节度，进而一降再降，直至先后两次罗织罪名，使李德裕于大中元年十二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最终死于贬所。李德裕自身不保，李党重臣郑亚、李回等先后被斥出朝廷，国家徒然损失大批得力官员，这不能不说是宣宗为己之私而妨害国政的表现。
度过过渡期后的宣宗执政，以“务反会昌之政”为指导方针，重用前牛党官僚。
在经济上，宣宗首先一反“武宗灭佛”，重新支持恢复佛教势力。武宗灭佛操之过急，固有相当多的负面影响，然而其在抑制寺院经济，缓和财政压力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功效。而宣宗重新恢复佛教势力，使得武宗希冀以此改善经济的目标化为泡影。而大中朝的经济形势相对会昌年间，并无任何好转，反而不及前朝。大中朝饥馑连绵，朝廷及地方皆开支紧张；而冗官现象在大中朝趋于严重，更是增加了官僚俸禄开支；以致户部钱最后趋于枯竭。唐朝在国势日益崩坏的情况下，纵使宣宗有恢复之志，但国家并不能拿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现状，阻止经济的日益恶化。为弥补亏空，宣宗朝廷只能涸泽而渔，将诸藩镇山泽之利收归国有，使得各个藩镇的处境艰难，加剧了地方不稳定现象。所以说，从经济层面来说，宣宗朝除了启用裴休改革漕运等小打小闹外，没有实行什么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无力阻止本就经济问题缠身的唐王朝滑向深渊。
在政治上，宣宗因为与牛党的亲善关系，启用具有牛党背景的白敏中、崔铉、令狐綯等庸相，其人治国并无多大成就，甚至令狐氏还是上下其手、拉帮结派、贪腐成性的奸人。至大中后期，根基甚浅的宣宗甚至对庞大的牛党集团的甚感吃力，在诸多层面受到掣肘。在内廷，宣宗由宦官推立，执政之初不可能不对宦官集团施以恩荣，在大中中后期，宣宗也意图压抑宦官势力，但宦官集团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老年的宣宗力不从心，绝不可能从根源上对宦官问题有明显地改善，唐朝的宦官问题还是在趋于严重化。在选官用人上，宣宗因为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故而极力拉拢士族，来巩固自身统治。宣宗极重科举，且对士族集团极为优待，士族集团也利用其家学优势把持科举要津，故而宣宗朝是晚唐士族回光返照的重要阶段，同样也是近来陆扬先生所说“清流文化”的重要形成期。
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宣宗朝收复陇右，这是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君臣上下并无好好经营之意；对于河朔诸镇，宣宗则一如既往地坚持从穆敬已经开始，经李德裕阐述明显的名义控制、实际放弃之政策，整个国家防务以保守的氛围为主。而为了收拢人心，优待士族，宣宗朝地方藩镇冗官程度进一步加剧，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又收夺地方山泽之利，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再加上为笼络人心而宽纵的政治风气，使宣宗对地方大员的贪污腐败不闻不问，诱使兵变发生，至大中朝，兵变已经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以前极其稳定的江南诸镇，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其实对于地方政治，宣宗有求治之心，他对藩镇及州县官员的定期移任极为关心，乃至喜欢“微服私访”，调查民情。但其时地方政治之腐败，宣宗也是无能为力了。
就个人而言，宣宗性格阴暗猜忌，喜欢玩弄权术。《东观奏记》曾记载，宣宗曾令翰林学士韦澳综合诸州风土人情编为《处分语》一书，从而能使他在面对地方官时“无所不知”，达到惊为天人的效果，其对权术之热衷也可见一斑。而令狐綯等权臣深知宣宗性格，亦炮制种种假象蒙骗宣宗，君臣上下互相玩弄，朝政也就不可收拾了。
综上所述，宣宗绝非什么明主，“小太宗”更是妄称。宣宗是一个心计极深，性格阴暗，喜爱玩弄权术的君王，对权力和威严的把握恐怕才是他最大的追求。而其人虽精于政治权谋，个人能力和治国能力却未必有多高，于官僚，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要玩弄大臣却反被大臣玩弄，最后无力处理官场乱局；于国家，他虽有兴复之心，却拿不出具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措施，更无法指明明确的改革方向和领域，只能遇事小修小补，而对唐朝江河日下的局势无力挽回。公允地说，宣宗资质平庸，其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守成之君来说尚可称道，但让他来挽回唐帝国这座快要倾倒的大厦，就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