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美琦的与钱穆
钱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夫人无锡邹氏因为难产1928年便早逝了，第二任夫人名叫张一贯，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他跟随钱穆告别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等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独自一人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到了大后方，而张一贯则拖儿带女回到了苏州生活。1949年，钱穆应王淑陶的邀请南下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后因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钱穆再也未能回到大陆与妻子团聚，而是流落到了香港，与唐君毅等共同创建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1951年冬，钱穆应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学院新建的礼堂开展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礼堂顶的水泥塌落，砸中钱穆头部，导致钱穆受伤昏迷。在养病期间，钱穆先住在友人徐复观的家中，后来搬往台中，在那时他认识了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并得到了她的悉心照顾。在养病的这段过程中，年轻的胡美琦为钱穆的博学所倾倒，心中由崇拜转向爱慕，不禁燃起了爱的火花。而钱穆的妻儿都留在大陆，一人独居孤苦。最终两人突破了世俗的偏见走到了一起，时年胡美琦27岁，钱穆已然61岁。对此钱穆曾作对联一幅：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以表达新婚以来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晚年的钱穆一直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弟子们上课。但是由于年迈岁高，晚年的钱穆常常是写完一篇得意的文章便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劝胡美琦限制钱穆的用功时间。胡美琦虽然心中很感激朋友们对自己丈夫的爱护，但从来没有限制过钱穆的读书写作。钱穆夫妇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致力于教育，静心专注于学术研究。钱穆的应酬外交跟文稿征订都依赖夫人胡美琦，尤其钱穆晚上虽然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断，这主要得益于胡美琦的功劳。这可以从钱穆给幼女钱辉（钱穆跟张一贯的小女儿）的家书当中看出来。原文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52岁，我们结婚已经25岁了，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和我在同一大学任教，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前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写此许多稿。“并嘱咐爱女，”黄棣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是1990年他临终前的三个月由自己口授，胡美琦整理出来的。表达了钱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对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论”大彻大悟“的一种快慰。原文如下：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它人类所少有。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2，钱穆的个人生活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