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植根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之中，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
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乡村文化面临着被动边缘化和日益衰微的困境和挑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领域推进，乡村文化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作用和功能得以凸显出来，文化治理也由此构成了当前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面向和政策切入点。
在既有的学术对话中，关于“文化治理”的概念内涵及社会功能经历了一个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两种进路：一是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将治理理念引入到文化场域之中，通过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融合作用介入到文化管理体制变革和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过程之中。
二是将文化作为治理工具，通过文化进行治理，强调“以文化人”的软治理功能，反过来通过文化方式来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但在综合主义进路看来，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工具，两者无法割裂开来。
如果无法重塑乡村文化体系，持续衰微的乡村文化也难以为乡村治理提供相应的治理资源反之，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势必会促使文化功能超越原本的界限，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治理目标产生影响。
